河南科技报，2013年12月20日 周 楠

人民群众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这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内涵。党员群众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至于非党员群众，根据上文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动不具有重要作用。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群众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这是由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这里仅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例予以说明。

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革命而言，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沉默的大多数，是需要被唤醒的潜在的革命力量而存在的。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群众——“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继承的那样。”——也适合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广大群众。从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的一系列议决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某种“代表”的痕迹。马林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一文中指出：“由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里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的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列宁在《怎么办》中有这样两段话：“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革命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及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到各方面。”这就是说，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对于先进理论而言是受动主体，而正是这种受动性决定了工农阶级对先进理论的理解程度，从而决定了其只有围绕在某个先进组织周围才能够焕发出其真正的有组织性力量，才能担当起改造社会的先锋。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看，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在理论上认识到了某一社会环境所需要的行为，即社会问题之解决时，才能够赋予行动。当没有这种理论认识时，行动是无法展开的。在某一社会转型之中，当大多数普通民众处于一种沉睡境地，需要“被唤醒”，那他们当然就不会有改造社会的主体性意识了，没有这种意识，何来主体行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队是先觉悟者，他们对社会问题进行针砭时弊，担负起唤醒“沉睡的大多数”之重任，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从而成立某一组织，在组织力量的领导下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群众的力量是得不到很有效的实施的。同时，只有当先觉悟者的唤醒符合了人民群众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才有改造社会的不竭动力。而这种“不竭动力”在没有组织时是出于分散状态的，单个的马铃薯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是可以被划约的。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句话主要是指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境遇，同时强调的是“人们”而不是单个的马铃薯。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生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说某种思想理论代表了谁的利益其意在表明该思想理论的立场，即为谁创作的和为谁在服务的；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思想理论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构思和创作素材，并最终沉淀为经过抽象思考后的理论内容，这种来源于具体实践的思想理论内容保证了某种思想理论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真正的思想理论也是无法“闭门造车”的，对现实的体察和反思是思想理论创作的必须环节，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是思想理论能够被创作出来的动力源泉。也就是说，普通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是作为素材和需要者出现在历史中的，其利益必须通过其代言人来予以表达。这就是笔者所说的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之“代表”问题。

关于“代表”，经典作家有一个基本观点：政治人物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至于这一“代表”是怎么形成的？马克思认为：“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马克思在此用物质利益的类似性将代表者与被代表者联系了起来。同时认为，“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恩格斯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列宁在《怎么办？》中确立了训育式政治活动与领导者关系：唤醒大众。其方式是宣传和鼓动，宣传是革命者即觉悟者的专利；鼓动是指向沉睡大众的。宣传和鼓动的目的就是让沉睡中的大众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亦即，醒来者“通过为后者描画真正的物质利益来代表他们，他们自己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种利益。”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制是通过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和经典作家的“物质利益”来实现的。基于儒家文化背景的“同情”是没有阶级观念的，是一种身感同受的切身体验；而基于阶级划分的“物质利益”则是与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的。“代表”首先需要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在开始只为某些觉悟者所掌握。觉悟者通过信念“一方面，唤醒人民就要教育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和学生，使他们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何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尽可能有说服力地指出，是谁在政治领域代表他们的利益。”对于工农群众而言，通过信念去教育他们，让他们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何在，觉悟者是为他们说话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表。通过这种信念的认同和接受，就在群众的思想和心理上划分出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就是阶级理论的“灌输”。这种“灌输”构建了一个模式：觉醒者代表不觉悟者，并承担唤醒他们的义务。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了列宁的“灌输”理论之后，并没有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同情”抛掷脑后——觉悟了的无产者既然觉悟了“痛苦之由来”，那么他们就会在同情心的驱使下去唤醒与他们具有类似痛苦之人的觉醒，从而代表他们。这点从早期中共的很多文件中得到证实，如中共二大宣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是经典作家的“物质利益”代表加中国传统的“同情”心代表。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典型事例。

而作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之“代表”，是与共产党的性质和特征紧密相连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而无产阶级又是与先进生产力紧密联系的最先进阶级，因而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但“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为了更好的为无产群众奋斗，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但“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其实，“群众党”的真正含义在于：既是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又是一种共产主义理想任务的现实转换。今天，在新的历史境遇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这种“代表与被代表”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源自于人民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新时期的群众路线在改善民生语境中会获得新的涵义。

作者简介：周楠，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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